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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採用的是講述口吻，所以雖然這是一本論著，但講課人的那種親切和曉暢，似乎與讀者貼心交流的語氣，貫穿全書，增加了閱讀的愉悅感。
而作者也喜歡把自己作為一個平常人得來的閱讀感受，以插入語方式來與讀者分享，比如他在論述王熙鳳接受協理寧國府一事時，他說：「我當初讀紅樓時，讀到此地，真替鳳姐捏著一把汗，以為：這種大喪事，紛亂如麻，她一個不過二十歲上下的千金小姐，怎當得起！」凡此，可以說增加了讀者閱讀的懸念，也拉近了讀者與作者的距離。
這樣的論述方式，雖然有可能被同行視為是文體不純，但正是借這種插入語，讓讀者觸摸到了作者的脈動，是值得我們寫作時去嘗試的。
【內容簡介】
1942年出版的李辰冬的《紅樓夢研究》，1946年出版的高語罕的《紅樓夢寶藏》和1948年出版的太愚（王昆侖）的《紅樓夢人物論》，是20世紀40年代有關《紅樓夢》文本解讀的三種專著。其中，尤以《紅樓夢人物論》在新中國成立後，多次修訂再版，產生過很大影響。而李辰冬的《紅樓夢研究》也得到一些紅學史論家的關注，如在劉夢溪的《紅樓夢與百年中國》和陳維昭的《紅學通史》中，都給予了較多篇幅介紹。唯獨高語罕這本論著，提及者不多。《紅樓夢大辭典》雖列有條目，但只簡單介紹了該書目錄，且出版日期沒有列初版的1946年7月，而列的是1949年1月，其時高語罕已經去世。只是到晚近，有所謂重拾民國經典的潮流，高語罕的《紅樓夢寶藏》才逐漸被更多的人所瞭解，也獲得了不少好評。
將三本論著作比較，其各自的特色顯而易見。
李辰冬書分五章，對《紅樓夢》作者所處的時代、作品思想、藝術和人物，進行了系統闡釋，而自覺利用西方文學理論和作品資源，把《紅樓夢》置於世界文學之林中比較成就之高低、思想藝術之特色，是該書一以貫之的特色。《紅樓夢人物論》正如書名表示的，專就小說重要人物加以討論，雖然也顧及人物的各個層次、各種類別，但作為一本論著，其系統性還是不強。
《紅樓夢寶藏》可說兼具上述兩本書的優點。全書六講，第一講分析小說的思想內容，分出八大方面。最後一講則主要強調小說的藝術特色，並從作者對社會的洞察力和批判精神入手，談小說的語言藝術、想像天賦和描寫特色，這樣避免了僅僅局限於藝術內部談藝術的趣味主義，使得即便在分析藝術時，也揭示了作品一定的現實穿透力。而構成其書主體部分的中間四講，主要是人物分析。這樣，全書既相似於李辰冬的專著，有一定的系統性，同時，把人物分析作為重點，和王昆侖的人物論專著，有互為呼應關係。而分析文學作品把人物論作為重點，也符合「文學是人學」的認識。如同其四講篇幅顯示了向人物論的傾斜，其分析的基本立場，也同樣跟王昆侖暗合。
其實，這裡所論及的三本著作，分析的理論資源都受西方思想的影響，但李辰冬所受的西方思想影響，相對來說比較龐雜，而王昆侖、高語罕的論著，在不絕對排斥其他西方理論的同時，則有比較明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唯物論傾向。
就高語罕論著的第一講來說，他在梳理《紅樓夢》思想內容的各方面時，就引用了列寧論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的觀點，認為來自貴族階層的作家思想中的那種矛盾，在作品中不自覺地如鏡子一般反映了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儘管作者本身並不自覺反對他所屬的那個階層、那個社會，但是，因為他真實而詳盡地描寫了它、深刻而又全面地揭示了它，所以，如同「風月寶鑒」無可割裂的正反兩面，作家的世界觀和創作方法的互相矛盾，就這樣相生相剋地全面反映在作品中，使得讀者在閱讀《紅樓夢》貴族奢華的表面時，也洞穿了它腐朽的背面。這一結論，是符合大多數學者認識的。最近，臺灣學者歐麗娟在談《紅樓夢》而感到困惑的一點是，曹雪芹明明沒有自覺反對他所處的封建社會（這裡的「封建」，當然還是襲用以前流行的概念），何以許多大陸學者會得出《紅樓夢》是反封建的結論？這裡，她顯然不能理解的是，自覺運用唯物辯證法的思想武器，正可以揭示出一種深刻的作品矛盾性。
高語罕在論紅樓人物的四講時，其分類和結構也有精心的設計。
一方面他根據紅樓人物的自身特點，梳理出相關各類人物，同時，又依據紀傳體歷史著作，把人物加以精心組織。這裡有以賈寶玉為主，帶動起與他有情感糾葛的林黛玉、薛寶釵和史湘雲的三人附傳，所謂「附傳」體，此為第二講；有以王熙鳳一人構成第三講的「獨傳」體；也有以「奇女子」歸為一類的「類傳」體，此為第四講；還有第五講以老祖宗和劉姥姥兩人合在一起，形成對比、對照的「合傳體」。可以說，這四講人物的結構方式，都能在紀傳體歷史著作中，找到其體例的淵源。當然，不少紅學家在論《紅樓夢》人物塑造與傳統文化的關係時，也指出過紀傳體體例對紅樓人物呈現方式的影響，如黛玉和寶釵、尤二姐和尤三姐似合傳體，作為「釵影黛副」的襲人和晴雯又似附傳體等。吳小如的《鬧紅一舸錄》中，就專門討論了此問題。不過，把這種體例運用到論著的結構設計中，還是比較少見的。這裡，讓賈寶玉帶動其他幾位女子結合為一講，又特別設計分析王熙鳳的單列一講，還有把老祖宗和劉姥姥兩人組合在一講裡，都是非常有眼光的。我甚至認為，儘管論老祖宗和劉姥姥這部分，作者創見不是很多，但是因為其合傳設計本身的創意，給了讀者耳目一新感。不過，仔細斟酌的話，如果作者不把「妙玉」歸到「奇女子」一類，而是像史湘雲等放在賈寶玉的附傳裡，似乎更加合理，論述起來也更順暢。
高語罕在分析作品的思想內容時所具有的辯證眼光，在分析人物時也有較充分的體現。例如他在分析賈寶玉理性與實際生活習慣的分裂，分析他快樂和苦惱的雙重性，分析他怎麼在一個長期的激烈掙扎中，從快樂的寶玉變成了悲哀的寶玉，就體現出他視野的開闊和思維的辯證。他也擅長人物心理的分析，分析紫鵑對寶玉的試探，分析襲人在寶玉出家以後徘徊於生死邊緣的心態，都分析得入木三分。比如，他說紫鵑拒絕寶玉的親熱態度，說「從此咱們只可說話，別動手動腳的」等等，認為「紫鵑對寶玉這種態度，完全是從黛玉的內心深處出發，一來是替黛玉擔憂，因而對於寶玉的愛情還不敢確信；二來是想用這種『激將法』一激，看看寶玉發生什麼反應；三來是因此促成寶玉對於黛玉的愛情益發明朗化」。這樣的心理分析，還是比較靠譜的，是有助於讀者對小說人物行為的深入理解的。
高語罕還善於把對人的心理分析和社會世態結合起來，合成人們所謂的「世道人心」。比如，他分析司棋和她表弟潘又安的悲劇結局時，最後分析到司棋母親的表現，那種只認金錢不認親情的態度，認為「司棋的母親在不到半天工夫之內，所表現的面目、情感和心理狀態是多麼冷暖和矛盾，那對於當時，甚至後世的社會人心，又是多麼辛辣的一幅人心解剖的圖畫啊」！此外，他分析鳳姐設計謀害了尤二姐後，加以議論說：「自然，直接殺人者是鳳姐，而促使鳳姐因妒而殺人的乃是封建社會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研究社會問題的，不能專從道德觀點出發，應從產生這種妒心的婚姻制度、社會制度著想，才是科學的態度。」這樣的論述，其基本立場和研究方向都是可取的，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第三講只分析王熙鳳一個人物，這一設計，跟作品所呈現的王熙鳳形象之豐富複雜，十分相當。在這一講裡，他把王熙鳳展開為九個方面，依次是：1.鳳姐是賈府的政治家；2.鳳姐之姿；3.鳳姐之才；4.鳳姐之巧；5.鳳姐之貪；6.鳳姐之毒；7.鳳姐之妒；8.鳳姐之淫；9.鳳姐與賈府之興衰。而在分析這九個方面的同時，他又以相關材料來深入一步梳理，比如單就「鳳姐之巧」來說，就有下一層次的進一步展開，共計四點，即：「巧於應對、見風使舵」、「巧於應付」、「巧於使人歡悅而不失身份」以及「鳳姐說話，不但對上能使人喜歡，即對下也能會收買人心做順手人情」。而在「巧於應對、見風使舵」這一點，他主要舉邢夫人同鳳姐商量賈赦想娶鴛鴦為妾事。其舉例之精當，分析之到位，讓人有會心不遠的感覺。後來王蒙的《紅樓啟示錄》也是以此事為例，來分析鳳姐處理事情的高超能力。總體看，這篇王熙鳳論，梳理小說材料之全面，條分縷析之清晰，是一篇頗有分量，也能給人頗多啟發的論文。
也許作者是過於追求分析的全面，或者是想深挖作品的言外之意，所以在個別方面的分析，也留有說服力不夠的遺憾。比如這一講分析鳳姐之淫，其所舉的主要例證就是劉姥姥進賈府到王熙鳳處，正巧賈蓉到鳳姐處借玻璃炕屏用。賈蓉出去後，鳳姐又吩咐人叫回，但又不說話，只管喝茶，出神了半日方笑道：「罷了，你且去吧。晚飯後，你再來說吧。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方慢慢退去。對於這段描寫是否就一定說明了鳳姐跟賈蓉有私情，紅學界其實是有很大爭議的，蔡義江就認為，不便說的內容其實是很廣的，不一定都是淫的問題，非要認定為淫，其實還是讀者自己想歪了。高語罕當然是主張這裡說明了鳳姐之淫，所以要讀者來閉目細想，慢慢從描寫中琢磨出其中的意思，這倒也罷了。不過，高語罕又舉第二十八回鳳姐與寶玉的對話，把寶玉身邊的ㄚ鬟小紅要到她身邊使喚，寶玉道：「只管帶去！」說著，便要走，鳳姐道：「你回來，我還有一句話。」但寶玉沒回來，說是老太太叫他去，有話等回來說，然後就走了。這裡，高語罕認為鳳姐把寶玉叫回的情境，讓人回憶到把賈蓉叫回的情境，從而暗示鳳姐和寶玉的叔嫂間也有微妙的關係。雖然他借別人的口來說自己可能過於周納，太把莫須有的事當真了。但他接著舉焦大醉罵的「養小叔子」，舉賈璉的抱怨「不論小叔子侄兒，大的小的說說笑笑」，來加強其猜測的說服力，其實都是有過度闡釋之弊的。也許從傳統的、恪守禮儀者的眼光來看，王熙鳳僅僅是與小叔子侄兒的說說笑笑，已經近似淫了。但一個站在現代立場的研究者，也是這麼來分析，這麼來下結論，就有可能是欠妥的。
另外，他在分析妙玉心理時，也同樣有過度闡釋之弊。他運用佛洛伊德心理學理論，認為妙玉早年遭受了愛情挫折，才導致後來在與寶玉及他人交往時，變得那麼古怪，這也很難說有什麼說服力。但是，他這麼想想，滿足一下想像的樂趣，也沒什麼不可以。也有學者猜測妙玉的神秘身世，其遁入空門，可能涉及政治權利鬥爭問題，類似的這些說法，都可作為一家之言供我們參考。
他對襲人在寶玉出家後的心理分析非常深入，可惜的是，在人物論裡分析過的這部分內容，其基本觀點和分析又大多出現在第六講談藝術分析時涉及的心理描寫，這樣的重複似乎並不應該。這說明他雖然在寫作中有意識地借用了中國傳統的紀傳體體例，但《史記》中頻繁採用的互見法，並沒有被他吸納。
最後值得一說的是，因為全書採用的是講述口吻，所以雖然這是一本論著，但講課人的那種親切和曉暢，似乎與讀者貼心交流的語氣，貫穿全書，增加了閱讀的愉悅感。而作者也喜歡把自己作為一個平常人得來的閱讀感受，以插入語方式來與讀者分享，比如他在論述王熙鳳接受協理寧國府一事時，他說：「我當初讀紅樓時，讀到此地，真替鳳姐捏著一把汗，以為：這種大喪事，紛亂如麻，她一個不過二十歲上下的千金小姐，怎當得起！」凡此，可以說增加了讀者閱讀的懸念，也拉近了讀者與作者的距離。這樣的論述方式，雖然有可能被同行視為是文體不純，但我倒覺得，正是借這種插入語，讓讀者觸摸到了作者的脈動，是值得我們寫作時去嘗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