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紅學經典論著輯要（第一輯）何其芳卷

他的紅學代表作有三：「紅樓夢選修課」講稿，《論〈紅樓夢〉》論文，《曹雪芹的貢獻》論文。

這奠定了他在紅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何其芳是現代著名詩人、散文家和文學評論家，他進入「紅學」研究領域，跟1954〜1956年間的《紅樓夢》研究論爭有關。當時，李希凡和藍翎發表了一篇論文，批評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引發了國內學界對俞平伯「紅學」研究觀點和方法的批評。何其芳作為當時北京大學屬下的文學研究所副所長，被捲入了這場運動之中，並撰寫了《沒有批評就不能前進》、《論〈紅樓夢〉》等重要的「紅學」論文，批駁了「索隱派」、「自傳說」、「色空說」、「市民說」、「農民說」等學術觀點與研究方法，提出了他自己對《紅樓夢》的思想主題與藝術成就的看法，也談了研究《紅樓夢》的正確的態度和方法。這裡只就他各篇論文的主要觀點作一概括性的介紹。

在他最重要的《論紅樓夢》一書中，他首先批評了「索隱派」，批判了胡適等人的「自傳說」，也批評了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認為前二者忽視了《紅樓夢》是一部小說，是作者在他的生活經驗的基礎上虛構出來的一部作品。後者則抹殺了小說對於人生的執著和熱愛，對於不合理的事物的反對和憎惡，把小說的思想價值局限在鼓吹「解脫」和「出世」上面。他指出，《紅樓夢》批判了整個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和整個封建統治階級，並且提出了一些關於人的合理的幸福生活的夢想。

在《論〈紅樓夢〉》一文中，何其芳重點反駁了20世紀50年代流行的「市民說」和「農民說」。

「市民說」認為《紅樓夢》反映了新興的市民階層的思想，曹雪芹是站在新興的市民的立場上來反封建的。何其芳首先論述了當時的著名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戴震這些人的思想都不能代表新興市民階層的思想這一觀點。然後他指出，曹雪芹的平等思想、個性解放思想、以思想一致為愛情基礎的婚姻觀等，也未必只有市民階層才能提出來，也不一定非要以資本主義萌芽的存在和發展為前提。這些思想在中國過去的傳統中已經產生了。曹雪芹繼承了這些思想，跟它們並無本質差異。曹雪芹從他本人所屬的封建地主階級看不到希望，從別的階級也看不到出路。他的小說中沒有寫到新興的市民，對當時的商人階層他也並無好感。

「農民說」則認為《紅樓夢》的個性解放、婚姻自由之類思想是農民和以農民為首的勞動人民的思想。曹雪芹批判社會的主要動力來自醞釀著起義的農民群眾的革命情緒。何其芳認為這一說法也是很牽強的。《紅樓夢》雖然對農民不無同情，但也流露出作者的階級偏見，他嘲笑劉姥姥，視起義農民為賊寇。小說描寫的主要是作者所熟悉的階層的人物，對農民和他們的生活描寫得很少。

他指出，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末期，它的黑暗和腐敗日益顯露，必然要激起廣大人民和一部分從封建統治階級內部分化出來的知識份子的不滿和反對，而長期存在的民主性的思想傳統和現實主義的文學傳統，包括從市民社會生長起來的白話小說的傳統，也必然要得到發展。從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產生的叛逆性人物，熟悉自己階級的人物和生活，加上他們高度的文學修養，因此從他們中間就可以產生出一些深刻地批判封建社會的現實主義的作家。曹雪芹的基本立場是封建地主階級的叛逆者的立場，他的思想同時也反映了一些人民的觀點，前者是和人民相通的，後者是間接或直接地受到了人民的影響（即繼承了以前的富有民主性的思想傳統和人民性的文學傳統）。

但作者難免也有封建思想和消極思想。俞平伯提出《紅樓夢》表現了「色空」思想，這一點雖不應過分強調，但也不能完全無視其存在。作者沾染老莊和佛教思想，也並不奇怪。但神秘僧道、太虛幻境、秦鐘見鬼等情節的安排或許是一種藝術手法，或結構上的需要，並不能說明作者迷信神鬼。即使他存在一些封建思想，但積極的、進步的內容卻是壓倒這一切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之下，作者不可能徹底否定整個封建社會，否定整個封建統治階級。

《曹雪芹的貢獻》一文則進一步指出，對曹雪芹的叛逆程度要有適當的估計，他批判了很多具體的制度，但沒有否定土地制度和君主制度。他也表現了對他的階級、大家庭和社會的留戀，客觀上則反映了其滅亡的必然性。這種深刻的矛盾造成小說中一些消極悲觀的思想，惋惜和感傷的情緒，這讓它更像一首悲悼舊社會滅亡的輓歌，而不是一個暗示新社會誕生的預言。他雖然對他那個注定要滅亡的階級還有所留戀，還沒有跟人民結合，卻看出了他那個階級的許多人物的腐敗並描寫了他們不配有更好的命運，看出了正直、健康和更值得同情的是人民，儘管他從人民身上也沒有看到希望和未來。

在《論〈紅樓夢〉》一文中，何其芳也談了他對寶黛愛情悲劇的理解。他指出，寶黛之愛吸取了《西廂記》和《牡丹亭》的精華，又展開了一個新的世界。寶黛之愛是建立在互相瞭解和思想一致的基礎上的，這種愛情理想不僅屬於他那個時代，還屬於未來。但寶黛之愛仍然具備封建時代戀愛的特色，這體現在他們愛情的特有的曲折和痛苦的表達方式上。他們的行動沒有更大膽地突破封建的藩籬，這不同於現代的戀愛，也不同於封建社會比較下層的人民的戀愛。不幸的結局之所以不能避免，是因為他們在愛情上的叛逆，更因為他們的戀愛是一對叛逆者的戀愛。封建的婚姻制度不允許這種純潔的癡情愛戀存在。因此，寶釵等人不是寶黛愛情悲劇的破壞者，真正的罪魁禍首是封建制度。

《曹雪芹的貢獻》一文則指出，作者之所以把愛情當作中心情節和主要線索來寫，不只是由於藝術上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由於他對愛情有著深刻的感受，跟以往的同類題材作品相比，他有了更新的看法。而且這個故事是同全書的豐富的生活內容和思想意義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但不能認為《紅樓夢》的主題就是愛情，其他的人物和生活都是這一愛情故事的背景。

《論〈紅樓夢〉》一文還重點論述了小說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方法與成就。曹雪芹寫人物，寫出了人物性格的複雜性，又集中著重描寫其性格上的突出特點。這種突出特點反復多次地顯現在許多不同的事件和行動中，甚至貫穿全書，而我們並不感覺重複。

在此基礎上，何其芳提出了著名的「典型共名說」，反對已有的典型理論。典型共名說的內容是：成功的文學人物既有高度概括性，也有突出的個性特點。前者指它能概括本階級或超階級的人們的共同特點，後者指它不同於此前或同時代同類型人物的個性特點。

比如賈寶玉是一個叛逆型的人物，但他跟古代其他叛逆型人物不同。他的叛逆不僅表現在他反對科舉八股和做官，還更突出地表現在他對少女們的愛悅、同情、尊重和一往情深，這實際上是對封建社會男尊女卑觀念的大膽違背。

林黛玉性格上最典型的特點是悲傷和哀愁，她無法表達自己的愛情，也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她身上集中了很多不幸，父母早亡，寄人籬下，愛情無望。她感受到封建制度對自己心靈的壓迫但又不能更大膽地打破它，還有日益加重的疾病。她的反抗性和叛逆性表現在：不屈服，努力改變命運，精神上桀驁不馴。

作者還分析了王熙鳳、劉姥姥、薛寶釵等重要人物的性格，尤其反對當時有學者所認為的寶釵奸險的看法。他指出她性格中無情和寡淡的特點，認為她跟襲人、王夫人都是真誠地信奉並維護封建主義的那一套婚姻制度的。

此外，小說也表現了晴雯、鴛鴦、香菱、「二尤」、「四春」的不幸命運，讚美她們的聰明才智，反對男尊女卑的傳統看法，揭露了封建社會的納妾制度和奴婢制度是造成她們不幸的具體原因。這是小說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的表現。

作者最後概括指出了《紅樓夢》藝術上總的特色，像生活和自然本身那樣豐富、複雜，而且渾然天成。情節、人物、線索複雜交織，卻讓人感覺不到作者的有意安排，而只是讓人看到生活的河流波瀾壯闊，洶湧前進。

除了結構之外，規模巨大的作品中，作者還要既能把日常的、平凡的生活寫得吸引人，也要能寫好一些大事件和大場面。《紅樓夢》在這兩方面的成就都是很驚人的。遊賞大觀園、元妃省親、多次大宴會，都是作者正面寫的一些大場面，都毫不費力，明晰而又生動。不管是寫日常生活細節，還是大場面，共同的特點是，在這些描寫裡，都是故事在進行，人物性格在顯現，既洋溢著生活的興味，也揭露了生活的秘密。《紅樓夢》裡的波瀾也是很多的，作者從不做過長的平靜的描寫，最大的波瀾是寶玉挨打和搜檢大觀園。通過波瀾，作者集中寫人物性格和矛盾衝突，寫法上繼承了繪畫上的皴染法，反復運用，形成了《紅樓夢》的民族特色。

何其芳還在把《紅樓夢》跟《金瓶梅》、《歐根·奧涅金》、《俊友》作比較之後說明：傑出的作品中應該有詩的光輝。《紅樓夢》中，殘酷、污穢和虛偽並沒有完全壓倒詩意和理想，我們感到的不是悲觀和空虛，而是對於美好事物的熱愛和追求，是希望、勇敢和青春的力量。《紅樓夢》放射著強烈的詩和理想的光輝，這是其突出的成就。

《曹雪芹的貢獻》一文則更具體地指明了曹雪芹的理想和追求，那就是個性自由，男女平等，婚姻自主，比較合理的家庭關係和人際關係。但這些理想還帶有中國近代歷史開始以前的色彩，有些還很朦朧，但都屬於民主主義思想的性質。與此同時，作品還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本質，反映了封建社會滅亡的必然性。這部作品標誌著古代現實主義驚人的發展和成熟，在我國和世界文學史上都居於最高成就之列。它的偉大在於豐富深刻的思想內容和特別傑出的藝術成就的統一。這是該文對《紅樓夢》的思想和藝術成就做出的更明確的判斷。

何其芳也對高鶚續書進行了批判。他認為，高鶚的貢獻在於讓《紅樓夢》有頭有尾，幫助了原著的流傳。後四十回有些可取之處，比如寶黛愛情的悲劇結局、寶玉娶寶釵、襲人改嫁。但在賈府的衰敗這一重大情節上，高鶚並未打破大團圓的結局，直接違背了曹雪芹的原意，大大削弱了整個故事的悲劇氣氛。寶玉的結局裡邊也有大團圓結局的意味。很多人物的性格也變得前後不一致，如寶玉、黛玉、妙玉。後四十回藝術上的根本弱點在於它常常模仿和重複前八十回的情節而缺少生活內容。

《曹雪芹的貢獻》一文還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紅樓夢》這樣的藝術奇蹟為什麼會出現在18世紀中葉。作者認為，長期的思想傳統與文學傳統，個人的藝術天才、辛勤勞動，共同造就了《紅樓夢》。作者生長在封建統治階級上層的內部，經歷了家族由盛而衰的重大變化，更清楚地看清了他那個階級、那個社會的種種矛盾、罪惡、腐朽和不合理。

作者又生活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末期，最後一個經濟和文化都比較繁榮的階段，他所憑藉的前人的思想和藝術積累都十分豐富，他的才能才可能得到高度的成長和發揮，民主主義思想才能有那樣多方面的表現，現實主義藝術才可能那樣成熟，他的作品才能成為中國古代文學最後一個高峰。

作者繼承了前代白話小說和戲曲的傳統，尤其是通過愛情來反對封建禮教的傳統，並且有很大的發展，突破了愛情故事的局限。

何其芳在他的論著中也多次談到過研究《紅樓夢》的正確的立場和方法，指出在全面佔有和辨別材料、考證作者的身世和作品版本的基礎上，要進一步研究社會的、政治的、文化思想的情況，研究作品的思想和藝術。他批判了從資產階級觀點研究小說，脫離時代、社會、階級，只抓住片面的、瑣細的，乃至現象的東西，看不到作品的本質和總的傾向，也不認真地去研究作品的思想和藝術的做法。這種研究會導致繁瑣考證、牽強附會的新奇說法，甚至走向不可知論。

總的來說，何其芳研究《紅樓夢》的主要觀點集中在《沒有批評就不能前進》、《論〈紅樓夢〉》、《曹雪芹的貢獻》三篇論文之中，其他的文章基本都是在重申或補充這三篇論文所提出的觀點。需要強調的是，他的論文雖然不免帶有其寫作時代的意識形態特點，但並不影響其觀點的正確性，他的絕大部分看法直到今天也仍然很有學術價值，值得我們好好地繼承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