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身思考

國際女性哲學家聯會在墨爾本舉行四十周年會議，席間多了中國女性倫理學的環節。

台灣哲學界的性別意識，意指對性別認知、價值和思考的問題上的一種了解。蔡英文成為台灣第一位女總統，被日本媒體形容為台灣女性權利及女性主義運動的一道里程碑。明顯地，台灣婦女團體接受了性別主流的策略，跟國家的關係亦由敵對變為了夥伴。事實上，台灣展開了連串在教育及教材上的性別意識及平等行動，察覺到之前的讀本於教導及引入女性生活經驗上嚴重缺乏，而教學人員於高等教育的比例，女性只佔約五份之一。於哲學主修方面，女大學生約為二千多人，比例高於男生，唯女哲學教授則屬少數。

至於女性主義哲學的教材及討論，大都撥歸到女性研究而非哲學系。關於倫理學的教材，觀察之下發現了好幾類性別偏見，包括語言使用（以「他」來代表所有性別）、性別典型說、婦女的缺席，以及未能持續的性別研究等。教本亦以兩性角色及關係為自然或正常，以「公共」或「私人」的討論限制了兩性對社會的貢獻。倫理學一方面是社會兩性關係的範圍，亦同時預設了思考的主體，於此女性的缺席，說明了性別意識依然薄弱。

北京清華大學的肖巍教授，談到女性主義哲學如何思考身心問題。她先提及雅斯培（Karl Jaspers）如何以精神學為哲學的基本，因其涉及身份、情感及生理等面向；精神病的分類更涉及社會權力。女性主義學者基於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瘋狂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的討論，展開對婦女精神及心理因壓制而形成的研究。其後，女性主義學者批評福柯對歷史情境的討論，忽略了個人及生活經驗的因素，亦沒有討論性別意識型態的作用。

另一方面，女性主義哲學強調肉身的自主性，反對笛卡兒（ René Descartes）式的身心二元論而取身心互動論，以及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對生活經驗的強調，當然還有關於性別的社會及文化的建構。關於女性身心健康的條件，大可引入女性主義現象學、女性主義心理學以及女性主義倫理學。肖巍提出女性「緣身性」的體驗，來自親身的成長經驗，亦涉及社會對女性身體的對待和論述；箇中肉身的體會對女性精神的影響尤其直接及重要。她同時不諱言大學生日趨嚴重的抑鬱現象，此等現象未受社會甚或家長正視，連學生自己亦未察覺。中國傳統對精神病的看法，加上儒家的人生成就觀，使精神病人遭到邊緣化。如此精神病延續了「家醜不出外傳」的惡習，繼續受到壓抑，這種狀況仍有待正視及改善。

女性哲學家如何述說哲學史？過去西方2,600年的哲學史裡，記載過不下六、七十位女哲學家，從來沒有從歷史的維度研究或有系統地敘述過。許多有關的名字未有被提記或認識，需要後來的人細心辨認；這點跟婦女過去未能接受正規教育或不被鼓勵固然有關，但歷史的進程並不單一，也非只循從一種方式。細讀之下，在悠長的西方思想史中，基督教與希臘哲學辯證性的結合往來，也有過婦女的光輝史，以她們為理性的象徵。法國十六、七世紀的德古奈（Marie de Gournay）便是一例，這位圖書館館長對各著作深入考查，提出寫作及文法的評論之餘，認為哲學家對性別作出的膚淺定論有待審視。

從十七到十九世紀，女思想家對西方哲學的殿堂內容確曾帶來衝擊，其中的可能及因素，與政治宗教及社會變革關係密切。當然，女哲學家們的立場亦不單一，鄂蘭（Hannah Arendt）與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立場便有差異。

「緣身性」的提醒，於我個人有真正的體會。自身於香港性別社化過程中成長，遭逢從未如此期待的人生際遇，加上激烈的婦科手術，肉身存有的感受急劇變化，對藝術作品及美感經驗增加了敏感度，那豈只是思想的單一回事。情愫、脆弱與思考結合一體，形塑了存在的厚度，藉文字拼湊一番。

稱之謂「緣身記」，自是源於女身思考，集「我愛我在」與「我思我在」於一身。其中不乏光影的記憶，來自電影院裡的、藝術館的和旅途上的彩虹，還有親愛的人和偶遇，都是肉身結起的緣。謹此為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