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女性哲學家聯會在墨爾本舉行四十周年會議,席間多了中國女性倫理學的環節。
台灣哲學界的性別意識,意指對性別認知、價值和思考的問題上的一種了解。蔡英文成為台灣第一位女總統,被日本媒體形容為台灣女性權利及女性主義運動的一道里程碑。明顯地,台灣婦女團體接受了性別主流的策略,跟國家的關係亦由敵對變為了夥伴。事實上,台灣展開了連串在教育及教材上的性別意識及平等行動,察覺到之前的讀本於教導及引入女性生活經驗上嚴重缺乏,而教學人員於高等教育的比例,女性只佔約五份之一。於哲學主修方面,女大學生約為二千多人,比例高於男生,唯女哲學教授則屬少數。
至於女性主義哲學的教材及討論,大都撥歸到女性研究而非哲學系。關於倫理學的教材,觀察之下發現了好幾類性別偏見,包括語言使用(以「他」來代表所有性別)、性別典型說、婦女的缺席,以及未能持續的性別研究等。教本亦以兩性角色及關係為自然或正常,以「公共」或「私人」的討論限制了兩性對社會的貢獻。倫理學一方面是社會兩性關係的範圍,亦同時預設了思考的主體,於此女性的缺席,說明了性別意識依然薄弱。
北京清華大學的肖巍教授,談到女性主義哲學如何思考身心問題。她先提及雅斯培(Karl Jaspers)如何以精神學為哲學的基本,因其涉及身份、情感及生理等面向;精神病的分類更涉及社會權力。女性主義學者基於福柯(Michel Foucault)在《 瘋狂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的討論,展開對婦女精神及心理因壓制而形成的研究。其後,女性主義學者批評福柯對歷史情境的討論,忽略了個人及生活經驗的因素,亦沒有討論性別意識型態的作用。
另一方面,女性主義哲學強調肉身的自主性,反對笛卡兒( René Descartes)式的身心二元論而取身心互動論,以及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對生活經驗的強調,當然還有關於性別的社會及文化的建構。關於女性身心健康的條件,大可引入女性主義現象學、女性主義心理學以及女性主義倫理學。肖巍提出女性「緣身性」的體驗,來自親身的成長經驗,亦涉及社會對女性身體的對待和論述;箇中肉身的體會對女性精神的影響尤其直接及重要。她同時不諱言大學生日趨嚴重的抑鬱現象,此等現象未受社會甚或家長正視,連學生自己亦未察覺。中國傳統對精神病的看法,加上儒家的人生成就觀,使精神病人遭到邊緣化。如此精神病延續了「家醜不出外傳」的惡習,繼續受到壓抑,這種狀況仍有待正視及改善。
女性哲學家如何述說哲學史?過去西方2,600年的哲學史裡,記載過不下六、七十位女哲學家,從來沒有從歷史的維度研究或有系統地敘述過。許多有關的名字未有被提記或認識,需要後來的人細心辨認;這點跟婦女過去未能接受正規教育或不被鼓勵固然有關,但歷史的進程並不單一,也非只循從一種方式。細讀之下,在悠長的西方思想史中,基督教與希臘哲學辯證性的結合往來,也有過婦女的光輝史,以她們為理性的象徵。法國十六、七世紀的德古奈(Marie de Gournay)便是一例,這位圖書館館長對各著作深入考查,提出寫作及文法的評論之餘,認為哲學家對性別作出的膚淺定論有待審視。
從十七到十九世紀,女思想家對西方哲學的殿堂內容確曾帶來衝擊,其中的可能及因素,與政治宗教及社會變革關係密切。當然,女哲學家們的立場亦不單一,鄂蘭(Hannah Arendt)與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立場便有差異。
「 緣身性」的提醒,於我個人有真正的體會。自身於香港性別社化過程中成長,遭逢從未如此期待的人生際遇,加上激烈的婦科手術,肉身存有的感受急劇變化,對藝術作品及美感經驗增加了敏感度,那豈只是思想的單一回事。情愫、脆弱與思考結合一體,形塑了存在的厚度,藉文字拼湊一番。
稱之謂「緣身記」,自是源於女身思考,集「我愛我在」與「我思我在」於一身。其中不乏光影的記憶,來自電影院裡的、藝術館的和旅途上的彩虹,還有親愛的人和偶遇,都是肉身結起的緣。謹此為記。
文潔華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現為香港浸會大學研究院常務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