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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倫是對傳統經濟學理論最尖銳、最詼諧的批判者之一。他對傳統理論的批判及其本人對經濟學的積極貢獻，都強調了社會制度對個體行為的影響。此外，凡勃倫將個體行為看成是習慣、嫉妒以及其他心理特性所激發的結果，而不是受理性與利己主義的驅動。凡勃倫運用這些行為特性來詮釋經濟所經歷的規律性變化。
凡勃倫1857年生於威斯康星州的一個挪威移民家庭的小農場。他生長在威斯康星州與明尼蘇達州的鄉村。他的父母重視教育，鞭策孩子們出人頭地和不斷接受更高的教育。在卡爾頓學院，凡勃倫跟隨約翰·貝茨·克拉克學習經濟學，克拉克最先闡明了收入分配的邊際生產力理論（參見克拉克）。接著凡勃倫又到約翰斯·霍普金斯學院師從查爾斯·皮爾斯（Charles Peirce）學習哲學，皮爾斯是舉世聞名的哲學家和美國實用主義的創始人。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學院期間，他還師從美國經濟學會的創立者、傑出的經濟學家——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研修政治經濟學。儘管擁有如此顯赫的老師，凡勃倫還是對約翰斯·霍普金斯學院非常不滿，因而轉學至耶魯大學。在那兒他跟隨社會達爾文主義者（Social Darwinist）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William Graham Sumner）研究哲學，並於1884年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
由於糟糕的哲學家就業市場，凡勃倫無法找到一個哲學方面的教職。以後的七年，他獨自在埋頭苦讀中度過，終於他決定改行；因此他進入康奈爾大學學習經濟學。一年後，凡勃倫和他在康奈爾的導師J·勞倫斯·勞克林（J. Laurence Laughlin）一起來到芝加哥大學。在此他執教14年，儘管他寫了兩部非常成功、贏得評論界讚譽的著作（凡勃倫，1899，1904），發表了無數的文章，並編輯了享有盛名的《政治經濟雜誌》（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但從未晉升至助理教授之上。
離開芝加哥之後，凡勃倫經常在大學行政管理層的「激勵」下，不停地從一個學校到另一個學校找工作。他的部分問題是他與年輕的女學生及教員們的妻子發生曖昧關係，另一個問題是他的刻薄的批評——尤其是對學術界及其他經濟學家的批評——使他難以與同事們接近。更麻煩的是他從不關心諸如全系會議、參加班級活動、上班時間以及打分等這些學院儀式。他通常在不考慮學生學習質量的情況下給他所有的學生都打個「C」。最後凡勃倫老師出了問題。據多夫曼（Dorfman，1934）所述，凡勃倫在課上「喃喃自語，神思恍惚，經常跑題。結果他的班級人數越來越少；有一個班最後只剩下一個人……」
凡勃倫的離奇的生活方式也非常出名。多夫曼（1934）報道說，凡勃倫用盒子佈置他的住所，並將這些盒子當做桌椅使用。他強烈反對整理床鋪之類的世俗的家務瑣事，認為是浪費時間。髒盤子被堆在盆裡，直到沒有乾淨的碟子為止，然後再用水管沖洗。據迪金斯（Diggins，1978）講述，凡勃倫20世紀初在密蘇里大學任教時，住在一個朋友家的地下室裡，並通過地下室的窗戶進進出出。
凡勃倫1857年生於威斯康星州的一個挪威移民家庭的小農場。
由於糟糕的哲學家就業市場，凡勃倫無法找到一個哲學方面的教職。
離開芝加哥之後，凡勃倫經常在大學行政管理層的「激勵」下，
凡勃倫的離奇的生活方式也非常出名。多夫曼（1934）報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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