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民之歌

　　身處一個遭到全球資本及國家權力聯手霸凌的世界，寫詩之於我，不是在創造什麼精緻的文化，而是在實踐「文化干擾」：改寫這時代既定的腳本，用最精簡的行動，從事最個人的反叛，希望達到最大的效應。（作者後記）

　　陳芳明： 《暴民之歌》意味著鴻鴻詩藝的重大轉折，他的聲音再也不只是從內心發出，而是為了呼應街頭上高亢的吶喊。經過太陽花學運以後，台灣已經不一樣了。一個新的時代正在釀造，把過去腐朽的思維勇敢卸下。歷史命運從來都是遭到霸權支配，但是台灣年輕心靈再也不接受任何宰制。他們所展現出來的公民運動氣勢，簡直是一棒接著一棒，從反國光石化、反核、反大埔、反服貿，一直到支持多元成家，正是為了使所有不能發言的弱勢族群，可以明朗表達他們的願望。鴻鴻的詩，無疑是為這樣的新時代留下鮮明的證詞。從少年到中年，鴻鴻的公民思維已經與整個台灣的示威行動混為一體，形成氣象。以完整的一本詩集進行無窮盡的雄辯，鴻鴻做到了。

　　廖偉棠： 鴻鴻不斷挑戰著詩的介入程度，與一切反詩的元素短兵相接、或者水乳相交，險象環生。這反詩的元素出現在自身時，它們成了一種強悍的疫苗，抵擋這外界那些真正反詩、反人類的事物。鴻鴻最大的勇敢，是放棄了詩人對詩的理所當然的所有權，他交出詩，而且並不試圖交換什麼。然而我們不用擔心，詩自然會回來送贈我們意想不到的禮物，一個詩人全身都是敏感帶，當你關閉某些習慣的詩歌思維定式，反而有別的歧路在你腦中打開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