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本土案例與裁判,是法律科學在地化的不二法門。一九九八年我留學回國之後,開始地毯式蒐集具有研究價值的台灣刑事裁判,希望能夠結合所學理論與本土實務。但是,單單最高法院一年就有約八千筆的刑事裁判,歷年合計更如繁星般浩瀚,要如何著手?研究者欠缺重點指引,視為畏途;實務家則謹守(抽離案例事實的)判例要旨,奉為圭臬。於是,真正能夠反映在地問題與社會變遷的本土案例及當代裁判,反而埋沒於荒煙蔓草之間。
裁判多如牛毛,不是本土現象。德國各級法院裁判也是不可勝數,然而德國各家法學雜誌的裁判選編,提供了專業而即時的實務鳥瞰與重點指引;迄今,我仍是藉由這個管道,來掌握德國實務及國際人權法院裁判的發展近況。德國如此,其他先進國家又何嘗不是呢?一九九八年我和剛從法國留學回國的學長陳忠五及幾位同道,共同著手實現在台灣法學雜誌選編裁判的構想。時光荏苒,從草創到現在,不知不覺已經接手選編工作達十五年之久。儘管吃力,但不可諱言的是,藉由選編時不斷地瀏覽,讓我更為熟悉台灣的實際案例及法官的裁判思惟,我的研究工作也因此受惠。
除了雜誌選編裁判及學者評釋裁判逐漸成為風氣之外,更難能可貴的是,在幾位法界先進的戮力之下,作為台灣實務龍頭的最高法院,自二○○六年起和刑法學者共同舉辦年度裁判評釋,打造學術與實務的對話平台。我也有幸連續數年參與這個本土盛會,因此撰寫了五篇刑事證據法的裁判評釋,其中四篇收錄於本書。
回顧這段歷史,要感謝的人太多了。最後,在出版事宜方面,要特別感謝元照出版公司的協助和侯憶萍、謝人傑的校對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