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一輝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1919年撰寫，1923年經刪改後改題出版）是昭和維新革命（1936年）的綱領性文件。這相當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綱領《共產黨宣言》（1848）。

他是位跨越中日兩國的日本革命家。其具日本民族特性的社會革命理論是對西方左右意識形態，明治維新，自由民權運動，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的反省和揚棄。什麼是北一輝？或什麼是北一輝的思想？「日蓮正宗」加「社會主義」加「日本民族主義」？這個公式是膚淺的。從二十一世紀的觀點來看，北一輝的革命思想是：

在當時大日本帝國天皇制法西斯主義/帝國主義社會下，一位在野的泛亞主義，親中派知識分子有智慧地主張社會變革，並有效影響軍隊，以有力推動人民主義改革和革命的探索。這是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

深信，若當時政治審查較鬆或不存在，北一輝用的體裁和思想要素就有另外不同的面貌和發展。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社會條件下，歷史制約對思想的構成產生的影響實在大，也絕不可避免。還要分別的一點是，由於居於當時的社會體制下生活，作為其意識形態反應的思想中，究竟多大思想份額屬於體制本身還是個人的思想反應。當時既有的社會體制和國策並不屬於北一輝個人，而只有北一輝個人的見解和對此反省才屬於他，因此，不能冒然將當時既有的國策和體制不經檢討而貿然套上北一輝身上。另外一個讀取時重要的原則是，北一輝在本書肯定的都是在改造後的日本，而非當時尚未改造的日本狀況。在民國時期出翻譯本的大公報在1932年搞錯的一點是，北一輝和滿洲事變毫無內在關聯，本書也根本沒有成為什麼國家綱領。而本書（1919年）和北一輝真正影響歷史的事件唯一就是226事件（1936年）。就其一些共同措施而言，它也可謂部分影響了戰後民主改革及日本國憲法。

北一輝的智慧，辯證法思維，是對先前的世界著名社會思想的深刻反思。也對當時日本社會特色和民族問題切身的細膩入微的認識等，在看似極端體制派的表面下卻被其體制核心正確視為反體制人士的事實。這絕不該在膚淺的，流於「派別主義」政治正確的無腦激進偏見和自動化貼標籤文化之下，容易迷失北一輝提出來的至今有效的另類思維。

從其階級性質的原理上，馬克思主義片面地或全面地屬於勞動者階級，而北一輝的社會主義，當然不是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它則屬於小資產階級與勞動者階級的兩者（中小企業，農民，工人）。就其革命途徑，前者是先鋒政治群組指導的自覺組成階級行動的群眾，後者則是主要透過軍事政變和國家軍政府進行社會改造的。但如失敗的昭和維新所示，鄉下勞農出身的下級軍官們是從下而上的武裝政變開始的，因此，北一輝的革命思想是從下而上和從上而下的統合，而非只有從下而上。當時日本發生的歷史性起義莫過於226事件（1936年‘昭和維新革命’未遂事件）。

日本歷史知道，北一輝在本書中的部分民主措施都在美軍佔領下推動的戰後民主改革期間得到落實了。換言之，日本國憲法就包含了些北一輝的部分主張（如反貪腐，反壟斷，反種族歧視，以八小時工作制代表的勞動者階級的切身權利，婦女的人權，囚犯的人權，普通選舉，義務教育普及化及免費化等）。哪有法西斯主義要普選？豈有此理？這些人民主義措施都直接違背所謂‘法西斯主義教父/導師’的錯亂標籤（這樣北一輝被當作真正法西斯主義勢力的代罪羔羊了）。作家完全拒絕該等自動化的標籤。甚至，所謂軍國主義一詞不是當時軍國主義一方用以自稱的詞彙，而專門是批判他們的另一方慣用的中日文詞彙。這也是史實。